科创未来丨追忆两栖动物学家费梁:除了蛙蟾鲵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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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谢锋1993年4月到院里进行考研面试时第一次见到费梁,之后,就一直跟随费梁学习。谢锋曾经问过老师,平时还有什么爱好:“答案还是两栖动物,蛙、蟾、鲵、螈,别无其他。”
而严谨,是大家对费梁共同的印象。谢锋观察过,费梁负责的专著校对稿上,绝对没有任何黑乎乎的涂改痕迹,“他总是用刀片把错字刮得干干净净,再在上面重新写。”
中国已发现并命名的两栖动物,一共有多少种?
2015年,在峨眉山野外科考的费梁。
这些习惯,也影响了他身边的人。江建平想,老师最大的遗憾,可能是无法亲眼见证《Amphibians of China(中国两栖动物)》后两卷的出版。作为他的学生、同事,他们一定会替老师完成这个愿望,并且在两栖动物分类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继续埋头苦干。
费梁的老师刘承钊一定会同意这个结论。1976年刘承钊去世后,按照刘承钊遗愿,其部分骨灰被撒放在了他“最开始的地方”--峨眉山大峨寺,那也是费梁及几代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人员踏足过近千次的地方。而他的墓志铭是这么写的:“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所有的艰难与险阻。”
2014年,费梁及其团队的成果“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研究”相关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基础研究散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它们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部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的制定、物种现状的评估,以及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两栖动物的物种鉴别、种群现状的了解及其保护等多方面。
摸清家底,发现新奇
在费梁的妻子、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叶昌媛眼中,一起共事时,丈夫是一个能吃苦,做事仔细、耐心的“好学生”。而慢慢地,一开始只想为老师刘承钊减轻一点压力的“好学生”费梁,真正喜欢上了这一研究领域,“有了干好这项事业的冲动。”
与两栖动物结缘,对费梁而言是个“美丽的意外”。1936年在重庆奉节出生的他,上世纪60年代初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不久便被派遣至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协助中国两栖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刘承钊和胡淑琴教授,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系统学。
细水长流,事业待续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标本馆内的11.7万个标本中,近一半都由费梁经手。费梁还发现了不少新种(亚种)和国家新纪录物种,打破传统蛙属的分类系统,定义了世界第五个蝌蚪类型“无唇齿左孔型”,为“浮蛙科”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两栖动物学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下一代手中。以基因、DNA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生物学提供了更多手段,转录组测序、电子显微镜等技术能够系统地观测研究变态发育过程中的微观结构变化,功能蛋白的转录变化以及有关分子调控机制。在国际上,中国两栖动物研究丰硕的成果,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和认可。
(图片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提供)
另一片真正的“田野”,则是在青山之间。两栖动物的行踪很隐蔽,需要大量野外调查。在上世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费梁和同事们的野外科考之路尤为艰辛,需要随身背着锅碗瓢盆和铺盖,一天最多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每年都有大约半年时间在深山老林中穿梭。
最终,费梁一开始的“冲动”结下了硕果。1977年,我国第一本《中国两栖动物系统检索》出版;2006年及以后,《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上中下卷编纂完成……其间,针对中国角蟾科等两栖动物特色类群的分类及其系统演化,两栖类珍稀、濒危及经济物种保护等相关研究成果陆续面世。
1990年,费梁在办公室里工作。
中国的两栖动物物种丰富,以峨眉山为例,由于地处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深壑峭壁之间,就是很多动植物的栖息之所,较高的海拔跨度还带来了两栖动物的多样性。
不是没有危险。费梁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建平记得,1994年第一次跟随费梁到武夷山采集一种林蛙的标本,“竹林小路的里侧是个斜坡,外面就是悬崖,我背着个包,不敢往前走,费老师说,你不往前,我们怎么回去呢?最后还是他帮我背起全部采集用具,在前面带领着我们走了出去。”
文章来源:《动物学研究》 网址: http://www.dwxyjzz.cn/zonghexinwen/2022/0630/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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